“非礼”的行为,应该受到抵制,即使有父母的命令和夫家的要求也要禁止。
这些观点,是在当时背景下,对之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。同时,对妇女自由选择权和理论地位等权利的支持,其实也有利于士人自己的观点。
我们之前多次提到,中国文化中的“对等”模式,这里其实也是一样。
比如钱大昕指出,父子兄弟这种关系,基于血缘,是“以天合者”,所以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。而夫妻关系,基于婚姻,是“以人合者”。这种关系是后天人为确立的,所以“可制以去就之义”,没有必要在对方“不义”的情况下,还强求保持。
而儒家的理念里,“三纲”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妻,“五伦”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
父子关系的论述,要“复古”,回到战国乃至孔孟时期;夫妻关系的论述,也要“复古”,回到战国乃至孔孟时期;那么君臣关系,要不要复古呢?
同时,大家也知道,父子、兄弟是血亲,而夫妇、朋友不是血亲。那么君臣关系是不是血亲呢?虽然长期以来大家喜欢把君主比作父亲,但大家也都知道,这同样和上文说的那些“默契”一样,是个“我们装作如此”的规则。那如果较起真来,君臣有没有血缘关系呢?
这个疑问,和对应的、古代典籍里明确的解答,钱大昕等人当然不会明说。但都论述到这一步了,学习经义的人,真的会立刻在此停下来么?这就很有意思了。
实际上,钱大昕自己也不是完全“不越界”。在讨论《春秋》经义的时候,他也提出,君主无道,是篡弑发生的原因。君主自己应该对治国安邦、杜绝乱臣贼子,承担责任。这个说法受到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职责,但问题既然提出来,实际上就已经让人思考了。另外,他还支持荀子的一些观点。有人批判荀子“法后王”之说时,钱氏认为这只是因为对方就没领会荀子的意思。他认为,荀子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才是对的,相反,“后儒好为大言,不揆时势,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”,才是无知荒唐的行为。
这些对于春秋、荀子等理论方向的研究,实际上给清朝后期的公羊学提供了基础。
在“对等”这个问题上,稍晚些的俞正燮论证的更加直白。他认为,按照古礼,“夫妇合体,同尊卑”,这是直到两汉,都有人反复论述过的。
比如,当时版本的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,“一与之齐,终身不改。故夫死不嫁。”于是儒生们认为,这是说嫁人之后就终生不能改嫁了。但考证《白虎通》引文和郑玄注释,并无“故夫死不嫁”五个字,可见这一句是后人加上去的。
原文的意思是,出嫁之后,妻子就和丈夫平等,终生不可更改,意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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