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收六两银子的税银。仅乾隆十八年一年,人参的销售和税银收入就在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以上,当年全国的关税收入不过才四百三十三万余两。
历史上参票发放最多的年份就是乾隆二十五年,三地官参局一共发了六万多张参票,即便是按三十两一两参的价格算,一张参票的直接收益就是三百两,这还不算税金。但是从乾隆四十二年以后,东北的采参业便开始每况愈下,一蹶不振。
一旁的民政干部听到此处有些奇怪,便忙问怎么回事。
赵新叹息道:“不外乎‘竭泽而渔’四个字罢了。”
武振周伸出大拇指赞道:“这位老爷高见,实际就是如此。”
清代的采参模式属于只管刨、不管种,历时两百多年的大规模竭泽而渔式的彩挖,有多少山头也不够挖的。满清对人工栽植人参不但不予以支持,反而是严加禁止,派出官兵缉拿各地栽种人参的人,理由竟然是“以伪乱真”。
一颗人参,至少要生长三年才能采挖。年复一年的大规模采参,破坏了参苗生长,行业衰败是必然趋势。
满清虽然也明令歇山养参,但这只能局限于官参局不放参票,却无法禁止民人偷采。事实上封禁的越厉害,人参行情越高,偷采就越严重。这其中主要就是人参获利巨大,不乏官场中人暗中资助流民进行私采,通过夹带运进关内,还有官吏敲诈勒索盗参团伙,乃至以次充好、中饱私囊。
武振周用了一个多小时的工夫,才将东北人参行业的情况做了个简单介绍。其间还谈到了采挖人参如何辛苦,刨出土后要及时炮制,否则水分太大,辛辛苦苦采挖的人参就要腐烂变质。
他这一番讲解下来,说的口干舌燥,赵新三人听的也是聚精会神。
然而等赵新听完了对方的讲解,便又回到先头的话题,问道:“那个许麻子一伙,你说有三百多人,里面都是些什么人?”
武振周一听,敢情这位还惦记着呢!于是连忙道:“禀老爷,许麻子那里大都是些流放至此不堪忍受辛苦的犯人,也有旗人的逃奴、无业游民等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先头老爷们打跑的官兵。他们那伙人去年也就才几十人,今年一下就多了不少人手。”
千万别以为宁古塔的流放犯大部分都是受冤屈的民人,本地的流放犯大致可分为政治犯、刑事犯、以及伦理道德犯,其中以刑事犯为主。这些原本是罪行重大应死之人,因清廷大赦或是得了其他一线生机,这才改判流放。
按照《大清律》,流放宁古塔的缘由大概有三十多条。这其中包括了流放到南方烟瘴之地逃脱被抓回的、拐卖人口的、冒充在旗的、强盗免死的、贩私盐的、搞秘密教门的、偷漕粮的、造假银子的等等。
这年月敢冒着清廷的严惩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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