脸包拯开口:“诉状本官已阅,哪个是甘奇?”
甘奇连忙上前答道:“学生甘奇。”
包拯听得“学生”二字,微微皱眉,问道:“诉状中说你不学无术,只知街头浪荡,怎敢在本官面前自称学生?”
一旁的国子学学生甘正,自小与甘奇就不是一路人,也看不起甘奇这个村中只知街头浪荡的富家子弟,此时听得甘奇自称“学生”,立马也开口斥道:“甘奇,你学得几个字,入了哪个官学?岂敢在包龙图面前自称学生?”
大宋朝,是真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。平民百姓见了官,都是“小的”、“小人”这种自称。能自称学生的,那一定要是真正有些墨水的后进读书人。这是极其重要的礼节。
甘奇倒也没有想到自己自称一声“学生”会带来这么多麻烦,也是甘奇不愿意称呼自己为小人之类,所以选来选去选了个“学生”的自称。
但是甘奇也不心虚,看了一眼甘正,答道:“包龙图,告状之人,自然是想方设法来攻讦被告之人。学生书香门第,父亲更是中过举人,自小也读书进学,而今也勤学不辍。如今受人诬告,不过是因为老父已亡,家中却还有余财,怀璧者也。”
“恬不知耻,你也敢自诩读书人?你是读了哪本书?进了哪个学?在包待制面前,你也敢如此信口开河?”甘正说得义正言辞。待制,与龙图一样,是包拯作为开封府权知府的尊称。
大堂之上的包拯却是眉头深皱,一个国子学的学生告状,诉状也写得工整清楚,包拯本以为案件应该好审,却不想这个被告一番话语,用词用语当真不像是那不学无术的街头浪荡子。
包拯问了一语:“甘奇,你可考过功名?”
甘奇答道:“回禀包龙图,老父在时常言厚积薄发,教导学生不可眼高手低。所以学生自以为还未做好万全之准备,不曾考过功名。”
大宋朝与明清在科举制度上是不同的。首先宋朝不组织正规的秀才考试,科举直接从考举人开始。考举人的资格,多来自地方推荐,或者地方举行一些自己的选拔考试。
考中举人,接着考进士,这个过程需要一气呵成,举人资格往往是一次性的。当然,考中举人,地位与身份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。
宋朝取仕,更多依托官办学校,考试的资格也多来自各地官办学校。
甚至太学与国子学的学生,有被直接推荐去考进士的资格,后来三舍法改制,国子监里的学生甚至毕业了有直接当官的资格。
进官学,对于宋朝学子而言,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。
包拯听得甘奇如此话语,更是皱眉,心中似乎又觉得甘奇这种话语不太可信,但也没有直接妄下定论,而是思索了片刻。
此时甘正气愤又道:“包待制,切勿听信这厮巧言善辩,他本就是个街头浪荡子,泼皮无赖般的人物。而今我父身为族中宿老,管教他败家行径,便是怕他把其父一辈子的心血葬送了去。奈何此子顽劣不堪,竟然不服管教,无奈唯有一纸诉状告到府衙,还请包待制定夺。”
这个时代,家族是整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。从汉唐以下,皇权再也不下乡,汉唐之前,还有亭长里长这一类的基层官府职位。到了宋朝乃至往后,基层都靠自治,家族乡绅管理。
这也是汉唐之后的朝代,基层动员能力下降的原因所在。皇权不下乡,其实也是国力的一种下降。
所以甘三爷用这种借口状告甘奇,在民间礼法上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问题就在于甘奇是不是那般不学无术浪荡子,是不是个败家玩意儿。这一点很重要。
思索之后的包拯,终于开口问道:“甘奇,你平常里擅长什么?是圣人经典?还是文章诗赋?亦或者曲调词牌?”
要说包拯,当真不负名头,审理案件还真极为公证,按理说国子学的学生来告,诉状的可信度本就极高。包拯却还是兼听则明,给了甘奇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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