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道路之问题,长久以来诸君多有评论,某亦常思辨之,略有心得,不妨分享一二。
首先,关于介入的时机,某以为终明一朝,非末期数十年不可。天朝开基之初,太祖做国家之建构时,其核心之一,便是将无数汉人之群体凝聚为一整体之国家,然后,可与外族争雄。中国幅员广阔,各地事情不一,各地方利益亦不统一,如东南之重贸易,中原之重鱼米稻谷,北边则为牧业经济,但为凝聚国家,自始朝廷便以牺牲局部利益为出发,国事必由中央统驭地方,甚少留下地方自治的余地,其海禁政策便是最显著之例证。
种植业经济为中国之主体,国家必然以之为依托,而近代之各项变革却非由商业经济开始,而在中央势强之时,亦从属地位生存之商业经济,必难成就气候。非在中央孱弱之时,地方利益得以凸显,东南各处先进之商业经济成分方有抬头之日。
而天朝至早于万历天子怠政数十年,中央之凝聚力方始堕落,故而,本故事便以天启朝作为开始。
其次,国家之变革,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,但追个溯源,必有一强大之压力或动力。不列颠之变革由于内部因素之动力,十九世纪中国之变化则因外部之压力。而明朝当时,西欧之力量上处于初级阶段,并不足以危机华夏之前途,故而中国之变化若论内因则为经济之发展,若谈外压则不免北部边疆之压力。
而建部、蒙古是为落后于中华之民族,不足以为中华之变革提供借鉴,而内压,则仅存于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,而广大内陆、华北尚显落后。故而,地处华北之政府并无改革经济之压力,而南方的要求也绝难影响到华北中央之决策。故而,某以为,大明中央自上而下之变革绝无现实之动力。
故而,故事以割据南方为基本路线,于一定社会基础以上,进行作用,而后遍及全国。
其三,或有云,朝廷面临内忧外患,或有振奋之心。须知振奋之心与变革国家之区别,朝廷之所为振奋,无外筹措粮饷,整肃吏治,练兵征战几项,只与经济制度之变革,却绝无市场。一来华北并无现实之压力,二来,朝廷亦缺乏有长远见识之人才。
或者,有云即知信王之继位,何不由信王入手,对他灌输一定之认知。某以为,此种想法看似简单,实则绝无可能。
且不言如何能获得信王信任,须知大明朝诸王爷之教育,又极为严格之成例,绝非一般人得以介入,便是接近亦不可能。即便能够入的府内,王承恩侍候信王多年,其情何等深切,又如何允许外人分享信王之信赖?天启初时,信王不过十岁幼童,又如何左右自己之命运?
而古语云“伴君如伴虎”,便是侥幸成为信王之幕僚,信王登基,无奈明朝之帝王,自宣德以降,已无统治国家之实权,即使认可新观念,各项改革亦绝难完成。何况当时内忧外患,朝廷无暇他顾。
割据东南,是为此时唯一之可行之路,此处地辟山遥,于大局无碍,朝廷即已难自顾,自然难以干涉,而此处开放之风气与发达之经济,却为一切变化做好了准备。
言语疏漏,望诸君指正。
大明天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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