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,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。
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,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。当此之时,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,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。如何解决这一问题,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。所谓历史意识,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,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,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。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,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: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,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
从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,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。这一特殊在于:西汉处在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,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,最具有重塑明的种种可能。一言以蔽之,西汉王朝承担着“如何承前,如何启后”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。唯其如此,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,显得特别的重要。
西汉的开国阶层,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。其中坚力量之臣武将大多由吏员、商贩、工匠、小地主、游士、苦役犯六种人构成。而刘邦本人,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。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,但就总体而言,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。这一广大阶层,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,其中的佼佼者,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。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,当时的士人阶层,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、客观、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,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,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。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,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。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,对秦文明恨之入骨,既彻底地有形摧毁,又彻底地精神否定,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。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,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。对于帝国文明框架,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。
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,历经百余年,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。
这一过程,并不全部都是难题。对于字、统一度量衡、统一生产交通标准、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,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。所谓“汉承秦制”,此之谓也。事实上,重新确立的秦制,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。所谓权衡抉择,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:一则,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,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,对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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