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法的推行也并非如此顺利,各地的乱子依旧还是有的,尤其是一些偏僻的地方,一些士绅煽动乡民滋事,也是屡禁不止。
好在此时的郝风楼拥有的是绝对的武力,这一点上,倒是和当时的明治维新颇有相似之处,明治维新时,为了利用农业反哺工业,同时为了打击地主,因而征收重税,以至于许多人即便到了丰年,家里有数十亩地,亦是食不果腹,于是当时的明治政府,数年时间招致了数百场的叛乱。而当时倭人的办法便是征取重税,建立工业,工业生产军备,扩大军队规模,军队以绝对武力弹压民变,将一切隐患都消弭于无形之中。
而在这方面,郝家的局面显然比倭人的局面要好得多,谅山的工商资本已经成形,大量的财富已经积累,所以并不需要农业对工商进行反哺,因而民怨主要还停留在士绅阶层,反而寻常的农户因为地价大跌,而从中受益。
原本在不久之前,寻常的农户并不属于‘人’的范畴之内,这个人,至少是官方意义的人,打个比方,地方官卸任,士绅们送万民伞,这个万民是不包括寻常农户的,这个民只局限于读书人和士绅,又如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,如爱民如子,他所爱的这个民,也断不会是寻常的民,而是士绅。
其实道理说一千道一万道,无非就是士绅和读书人把握着舆论,掌握着无数的资源,进而通过各种方式。对于官府,对于舆论进行影响罢了。至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‘民’。懵然无知,不过是刁民、草民罢了。没有人会关注他们,也没有人有兴致去管他们的需求,更悲哀的是,这些人压根也没有什么诉求,因为他们都是‘愚民’,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方圆数十里的人,一个大字不识的人,他们的眼界能有多少,那也只有天知道。
而郝风楼做的。就是以民制民,用从前的‘愚民’,开启他们的民智,让他们至少能读书写字,能看懂报纸,多少对外界有了认知,能明白自己的诉求,进而让他们开始懂得什么叫商贸,什么叫工商。让他们晓得世界之辽阔,渐渐的,在这种把自己当作主人翁的错觉中,慢慢的让他们不再仰视着士绅看这个世界。而他们知道,原来你们这些士绅也没什么了不起,唯有如此。这些人才能成为自己的天然盟友。
而对于士绅的不满和反抗,则是坚决的打击。七月十三日,东坪‘民变’。谅山军神机卫第三营第一大队弹压,杀十六人。七月十九日,泸州民变,云南新军弹压,诛七十九人,为首者弃尸,家属统统发配崇明为奴。八月十二日,更为浩大的民变于嘉定州发生,有士绅煽动百姓占领县城,沐晟亲自带着大军赶到,围城三日,第四日攻破,贼酋以降,诛杀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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